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傅 山

  明末清初之際,地處山西腹地的太原府陽曲縣(今太原市),出了一位博藝多才、重氣節、有思想、有抱負的著名人物。他的事跡生平,不見于正史記載,甚至連專門記載地方歷史陳跡的縣志、府志,也只見廖廖數語。然而他的聲譽和影響卻是相當之大,相當之深,毫不夸張地說,在太原地區乃至三晉大地幾乎是家喻戶曉,婦孺皆知,頗受人民群眾擁戴。在整個山西乃至于全國也稱得上聲名遐邇,彪柄于后。他就是明清之際的志士仁人傅山——傅青主。

  傅山(1607——1684年),字青竹,后改青主,別號頗多,諸如公它、公之它、朱衣道人、石道人、嗇廬、僑黃、僑松等等,不一而足。先世居大同,后徙于忻州,逮至其曾祖傅朝宣移居太原陽曲(今太原北郊)西村。

  傅山世出官宦書香之家,家學淵源,先祖連續七八代有治諸子或《左傳》、《漢書》,卓然成家者。曾祖傅朝宣曾為寧化府儀賓、承務郎,祖父傅霖累官山東參議、遼海兵備,頗有政績,其父傅子謨終生不仕,精于治學。傅山少時,受到嚴格的家庭教育,博聞強記,讀書數遍,即能背誦。15歲補博士弟子員,2O歲試高等廩餼。后就讀于三立書院,受到山西提學袁繼咸的指導和教誨,是袁氏頗為青睞的弟子之一。

  袁繼咸,是明末海內咸知的鯁直之臣,提學山西時,以“立法嚴而用意寬”的精神宗旨,整頓三立書院學風,不拘一格,選拔人才。他極重于文章、氣節的教育,對傅山影響頗深,傅山亦以學業精湛、重節氣得意于袁氏門下。袁繼咸曾在朝為兵部侍郎,因為官清廉,為人耿直,敢于直言,得罪權貴魏忠賢之流,被貶為山西提學。崇禎九年(1636年),魏忠賢死黨山西巡按御史張孫振,捏造罪名誣告袁繼咸,陷其京師獄中,傅山為袁鳴不平,與薛宗周等聯絡生員百余名,聯名上疏,步行赴京為袁訴冤請愿。他領眾生員在京城北京四處印發揭貼,申明真相,并兩次出堂作證。經過長達七八個月的斗爭,方使袁繼咸冤案得以昭雪,官復武昌道。袁繼咸得雪之日,魏忠賢的走卒——張孫振,亦以誣陷罪受到謫戍的懲罰。這次斗爭的勝利,震動全國,傅山得到了崇高的榮譽和贊揚,名揚京師乃至全國。

  袁案結束后,傅山返回太原。他無意官場仕途,尋城西北一所寺廟,辟為書齋,悉心博極群書,除經、子、史、集外,甚至連佛經、道經都精心覽讀,掌握了豐富的知識。崇禎十六年(1643年),傅山受聘于三立書院講學。未幾,李自成起義軍進發太原,傅山奉陪老母輾轉于平定嘉山。不久,起義軍、清軍先后攻占北京,明亡。傅山聞訊寫下“哭國書難著,依親命茍逃”的悲痛詩句。為表示對清廷剃發的反抗,他拜壽陽五峰山道土郭靜中為師,出家為道,道號“真山”。因身著紅色道袍,遂自號“朱衣道人”,別號“石道人”。朱衣者,朱姓之衣,暗含對亡明的懷念;石道者,如石之堅,意示決不向清朝屈服。可見,傅山出家并非出自本心,而是藉此作為自己忠君愛國、抗清復明的寄托和掩護。

  清軍入關建都北京之初,全國抗清之潮此伏彼起,氣勢頗高,傅山渴望南明王朝日益強大,早日北上驅逐清王朝匡復明室,并積極同桂王派來山西的總兵官宋謙聯系,密謀策劃,積蓄力量,初定于順治十一年(1654年)三月十五日從河南武安五汲鎮起義,向北發展勢力。然而,機事不密,宋謙潛往武安不久,即被清軍捕獲,并供出了傅山。于是傅山被捕,關押太原府監獄。羈拘期間,傅山矢口否認與宋謙政治上的關系,即便是嚴刑逼供,也只說宋曾求他醫病,遭到拒絕,遂懷恨在心。一年之后,清廷不得傅山口供,遂以“傅山的確誣報,相應釋宥”的判語,將他釋放。

  傅山出獄后,反清之心不改。大約在順治十四至十六年間,曾南下江淮察看了解反清形勢。當確感清室日趨鞏固,復明無望時,遂返回太原,隱居于城郊僻壤,自謂僑公,那些“松喬”、“僑黃”的別號就取之于此后,寓意明亡之后,自己已無國無家,只是到處做客罷了。他的“太原人作太原僑”的詩句,正是這種痛苦心情的寫照。康熙二年(1663年),參加南明政權的昆山顧炎武尋訪英雄豪杰,來太原找到傅山,兩人抗清志趣相投,結為同志,自此過從甚密。他們商定組織票號,作為反清的經濟機構。以后傅山又先后與申涵光、孫奇逢、李因篤、屈大筠以及王顯祚、閻若璩等堅持反清立場的名人和學者,多有交往。尤其是曾在山東領導起義的閻爾梅也來太原與傅山會晤,并與傅山結為“歲寒之盟”。王顯祚見傅山常住土窯,特為他買了一所房院,即今太原傅家巷四號院。

  清初,為了籠絡人心,泯除亡明遺老們的反清意識,雄才大略的康熙帝在清政府日益鞏固的康熙十七年(1678)頒詔天下,令三品以上官員推薦“學行兼優、文詞卓越之人”,“聯將親試錄用”。給事中李宗孔、劉沛先推薦傅山應博學宏詞試。傅山稱病推辭,陽曲知縣戴夢熊奉命促駕,強行將傅山招往北京。至北京后,傅山繼續稱病,臥床不起。清廷宰相馮溥并一干滿漢大員隆重禮遇,多次拜望誘勸,傅山靠坐床頭淡然處之。他既以病而拒絕參加考試,又在皇帝思準免試,授封“內閣中書’”之職時仍不叩頭謝恩。康熙皇帝面對傅山如此之舉并不惱怒,反而表示要“優禮處士”,詔令“傅山文學素著,念其年邁,特授內閣中書,著地方官存問。”

  傅山由京返并后,地方諸官聞訊都去拜望,并以內閣中書稱呼。對此,傅山低頭閉目不語不應,泰然處之。陽曲知縣戴氏奉命在他家門首懸掛“鳳閣蒲輪”的額匾,傅山凜然拒絕,毫不客氣。他仍自稱為民,避居鄉間,同官府若水火,表現了自己“尚志高風,介然如石”的品格和氣節。

  在學術和學術思想上,傅山的學問文章,都追蹤當時的進步思潮,尤其是前半生明朝末亡之時,他的思想帶有強烈的進步傾向,不重視當時學者重理學的傾向。他贊揚具有革命新精神,被明朝統治者視作洪水猛獸的李贄學術思想和劉辰翁、楊慎、鐘星等節高和寡之士的文風。對明末的政治腐敗,官場齷齪,是有清醒的認識。清軍入關明王朝滅亡后,傅山一反清初一般學者以經學為中心的研究范圍,而是獨辟研究子學的途徑,沖破宋明以來重理的羈絆,開拓了新的學術研究領域,成為清之后研治諸子的開山鼻祖。至于傅山的詩賦,則是繼承了屈原、杜甫以來的愛國主義傳統,他主張詩文應該“生于氣節”,以是否有利于國家和民族為衡量標準。傅山一生著述頗豐,可惜所著宏論,大都散失,只存書名和篇名,留存于世的僅《霜紅龕集》和《兩漢人名韻》兩部。

  在詩、文、書、畫諸方面,傅山皆善學妙用,造詣頗深。其知識領域之廣、成就之大,在清初諸儒中,無出其右者。傅山的書法被時人尊為“清初第一寫家”。他書出顏真卿,并總結出“寧拙毋巧,寧丑毋媚,寧支離毋輕滑,于直率毋安排”的經驗。他的畫也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,所畫山水、梅、蘭、竹等,均精妙,被列人逸品之列。《畫征錄》就說:“傅青主畫山水,皴擦不多,丘壑磊珂,以骨勝,墨竹也有氣。”他的字畫均滲透自己品格孤高和崇高的氣節,流溢著愛國主義的氣息,在中國古典書畫藝術中,博得后人的高度贊賞。

  傅山在醫學上,也有著巨大的成就。他內科、婦科、兒科、外科,科科均有很高的技術,而尤以婦科為最。其醫著《傅氏女科》、《青囊秘訣》,至今流傳于世,造福于人。傅山極重醫德,對待病人不講貧富,一視同仁,在相同情況下,則優先貧人。對于那些前來求醫的闊佬或名聲不好的官吏,則婉詞謝絕。對此他解釋為:““好人害好病,自有好醫與好藥,高爽者不能治;胡人害胡病,自有胡醫與胡藥,正經者不能治。”

  傅山作為封建社會中的知識分子,一生中處處表現了堅韌不拔的戰斗精神。他那種“富貴不能淫,貧賤不能移,威武不能屈”的品格和氣節,毫不愧對“志士仁人”的評價。然而,由于時代的局限和正統思想的作梗,他的愛國主義思想夾雜著濃厚的封建正統思想;他的民族主義思想無不打著大漢族主義的烙印,這些則應引起當今學者和研究者的注視。

  康熙二十三年(1684年)初,傅山的愛子傅眉忽逝,年愈古稀進入風燭殘年的傅山悲痛異常,再也經受不得如此打擊,不久則撒手人寰,與世長辭,時年77歲。

  摘自《晉陽豪杰》,倩青、柯夫著,山西人民出版社,199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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