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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代女皇武則天

  武則天(唐高祖武德七年至武則天神龍元年,624-705年),自名曌,并州文水(今山西省文水縣)人,她是唐代杰出的政治家,也是我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,實際統治唐代政權長達四、五十年,是貞觀之治與開元之治的橋梁。

  武則天的父親武士彟,官拜三品工部尚書,封應國公。生母楊氏,出身名門,其父楊達是隋朝宰相。武則天十一歲時武士彟死在荊州都督任上,武則天母女四人孤立無援,生活十分窘困。武則天很小的時候便表現出迥異常人的機智與見識。《新唐書·則天皇后傳》中載:年僅十四歲的武則天離開娘家,步入深宮。臨別時母親楊氏哭得難舍難別,而她卻說:“見天子庸知非福,何兒女悲乎?”從此武則天從才人、昭儀、天后、圣神皇帝一步一步走向權力的巔峰。

  貞觀十一年(636年),武則天以相貌出眾被唐太宗選入宮,封為才人(正四品),賜號武媚。不久太宗駕崩,武則天被迫在感業寺為尼。幸好太宗在世時她與高宗有舊,同時王皇后為了排擠高宗寵幸的蕭淑妃,所以武則天很快被接回宮中并封為昭儀(正三品)。此后武則天又以陰謀手段陷害王皇后。永徽六年(655年),三十二歲的武則天被立為皇后,號曰天后。從此,她逐漸“黜陟生殺、決于其口、天子拱手而已”,成為唐代政權的實際統治者。永淳三年(683年)高宗死后,武則天稱皇太后,開始了臨朝稱制。天授元年(690年),奮斗了三十多年,已有六十七歲高齡的武則天正式登基成為圣神皇帝,建立大周朝,成為我國歷史上唯一的女皇帝。

用賢納諫

  武則天執政后,為了鞏固政權,采取了一系列積極的統治措施,政治上、經濟上和軍事等方面的政策都取得了相當的成功。特別是用賢納諫方面,她能夠選賢任能,積極納諫,受到了不少人的稱道。如明代李贄說:“誠觀近世之王者,有知人如武氏者乎?亦有以愛才為心安民為念,如武氏者乎?”(李贄《藏書·李勣傳》為了搜集人才,武則天曾多次下詔求賢。在《臣軌·同體章》中,她說:“夫欲構大廈者,必藉眾材。雖楹柱棟梁,棋擄榱桷,長短方圓,所用各異。自非眾材同體,則不能成其構。”這形象地說明管理國家必須有多種多樣的人才,人才少了是不行的。所以她后來發布了《求賢詔》、《求訪賢良詔》、《搜訪賢良詔》等,“無論士庶、不惜官爵,具以名聞”,甚至令官吏和百姓可以“自舉”,從而使得一大批出身低微而有真才學實的人脫穎而出。這對于唐初依然嚴格的門閥制度是一種嚴重的挑戰,同時也是歷史的一大進步。其次,為了廣泛、深入地搜求人才,武則天又發展隋唐以來的科舉制,創立了殿試,親自面試考生,從而在很大程度上杜絕了選拔人才中舞弊行為的發生。使不少真正有才干的人能脫穎而出,破格提升,很快參與到國家的管理上來。另外又推行糊名制,防止科舉考試中的作弊行為。此外還開了選拔將軍的“武舉”,又開設了專管嶺南各地選舉“南選”,用于網羅江淮以南主要是嶺南、黔中的讀書人參加科舉考試。同時還又派人到處訪求隱逸人才。

  武則天通過采取這些措施,一時間天下人才趨之若騖、云集朝廷,像北門四學士、狄仁杰、婁師德、張柬之、姚崇、宋璟等等都脫穎而出,為國家的繁榮昌盛在人才上、干部上奠定了良好基礎。

  武則天不僅能舉賢用賢,也能聽取人們的規諫。她深知:“夫諫者,所以匡君于正也。人臣之所以謇謇為難,而諫其君者,非為身也,將欲以除君之過、矯君之失也。”(《臣軌·匡諫章》)所以她對于不為“乘軒之賞”所動,不為“斧鉆之誅”所懼的諫臣往往采取寬容的態度。有個叫朱敬則的大臣批評她內行不正,生活腐化,她雖不能改,但夸獎他說,“非卿不聞此言。”蘇安恒批評她對李姓皇子皇孫刻薄寡恩,沒有母子之情,她也不加忌恨,并將蘇安恒召至宮中賜以酒食。

  武則天在其執政的四、五十年中,注重發展生產,減輕賦稅,規定了種種促進農業生產的措施。如嗣圣元年(684年)。她下詔獎勵農桑,規定:“田疇墾辟,家有余糧”者升官;“為政苛濫,戶口流移”者懲治。同時她針對當時逃戶問題嚴重的現實作出安置逃戶的重要措施,對包括逃戶在內的廣大農民采取寬容政策。敕文規定:逃戶還歸,不僅不受罰,還可享受給復二年等種種優待。這既保證了“逃戶”這一重要生產力,又對農業的振興起了良好的作用。從而使社會財富大量涌現,含嘉倉等大糧倉豐實,人口穩定增長,從而使社會更加安定。據統計,高宗永徽三年(652年)全國人口380萬戶,到武則天神龍元年(705年)時,全國人口已增至615萬戶,平均每年增長0.91%,這在封建社會尤其是隋末大亂后,國家人口嚴重不足的情況下,是一個巨大的進步,為唐代經濟的進一步繁榮,為開元盛世的到來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。

  在軍事方面,武則天采取了成功的屯田政策,當時黑齒常任河源(今青海省)經略使,屯田五千余頃,婁師德任豐州(今內蒙五原)都督,“屯田積谷數百萬”。郭元振任涼州(今甘肅武威)都督,“軍糧可支數十年”。經過長期的邊疆屯田,不僅減少了人民負擔,也開發了邊疆經濟,為邊疆的安定打下了扎實的物質基礎。

嚴刑峻法

  武則天以“女主”的地位執政后,朝廷內外反對的力量是很普遍的。比如,狄仁杰的姨母盧氏不許兒子“事女主”,宰相劉祎之勸她:“不如返政,以安天下之心”等等。其中反對力量最大、最直接的來自李唐宗室和元老舊臣。他們是武則天爭奪皇權最有威脅的對手。徐敬業的武裝叛亂與唐室諸王的密謀兵變,給武則天為鞏固政權敲響了警鐘,也找到了口實。《通鑒紀事本末·卷三十》中說:“太后自徐敬業之反,疑天下人多圖己,又自以久專國事,且內行不正。知宗室大臣怨望,心不服,欲大大誅殺以威之。”所以從她臨朝稱制到稱帝前期近二十年的時間里嚴刑峻法,酷刑濫殺,制造了一場又一場的政治恐怖,用濫殺打開了一條通向大周皇帝寶座的血腥之路。

  武則天執政首當其沖觸犯了一大批李唐宗室的利益。在權力爭奪中李唐皇裔幾乎被斬盡殺絕。其中包括武則天自己的親生兒子李弘、李賢以及李賢的兩個兒子。經過連續幾年的殺戮,到她改唐為周稱帝時,除了李顯、李旦外,其余的皇子皇孫盡皆被殺,李唐宗室完全沒有反抗的能力。其次是誅殺反對她的宰相元臣。在她臨朝稱制前后的六、七年中有十七位宰相被殺或被貶,其余大小官吏被殺者更是難以勝數。天授中和長壽二年(693年)兩次遣使分赴諸道殺流人,殃及百姓,引起社會不安。

  為了加強政治控制的目的,武則天物色了一大批酷吏,比較出名的有:周興、來俊臣、萬國俊、索元禮、劉光業等二十七人,他們羅織罪名,實行告密,用種種非人的酷刑殘害被告的人們,誅殺唐宗室貴戚數百人大臣數百家。來俊臣與萬國俊還編寫了一部《告密羅織經》,“教其徒網羅無辜,織成反狀,構造布置,皆有枝節。”同時他們還爭相發明了種種酷刑,如:定百脈、喘不得、失魂魄、求即死、突地吼、求破家、死豬愁等,這些酷刑駭人聽聞,使囚犯 “戰栗流汗,望風自誣”,使得“朝臣人人自危,相見莫敢交言……每朝,輒與家訣曰:‘未知復相見否?’”(《資治通鑒》卷二○三)。這種罕見的酷政一直到來俊臣因陰謀羅織武氏諸王、太平公主、廬陵王等人被告發而賜死后才告結束。

  武則天時期的酷吏政治是非常恐怖的,一度引起了社會的不安,但是武則天畢竟是一個成熟的政治家,在她任用的二十七名酷吏中除傅游藝之外無一人授與相職,她只是讓他們執法而不參與執政。同時武則天也起用一大批精明能干的大臣如狄仁杰、李日知等來牽制酷吏。這對整個政局的穩定起了重要作用。

揚佛抑道

  李唐自立朝以來是推崇道教的,并以李耳為自己的始祖,武則天也曾經推崇道教。高宗咸享五年(674年)她在“建言十二事”中明確指出:“王公以降皆習《老子》。”武則天執政后,為了鞏固政權,掃除反對她的力量,曾一度實行高壓政策。但是武則天深知光靠嚴刑峻法是遠遠不夠的,酷政只能威服,不能心服,可以急用,不可久用。要想國家長治久安必須從思想觀念上樹立一個強有力的精神支柱,崇揚佛教便成為她鞏固政權的又一舉措。

  武則天崇揚佛教最直接的原因是為其以周代唐制造輿論。武則天在唐高宗時已掌握大權二十余年,到她臨朝稱制時實際上已等于皇帝了,只是少了個正式名義而已。恰好后涼時,曇云無讖所翻譯《大方等大云經》中載有菩薩“為化眾生,現受女身”的說法,并說天竺有個無明國即由女主繼承,“威伏天下,閻浮提中所有國王悉來奉承,無拒違者。”于是法明等一些和尚便作《大云經疏》四卷上獻,并附會武則天是彌勒佛轉世,當代李唐做皇帝。此后,她下令全國各地都要建立大云寺。而武則天在揚佛的過程中給自己加上了佛的光圈,甚至用佛教中輪轉圣王威伏天下的典故,為自己加上天冊金輪大圣皇帝的尊號。

  武則天揚佛過程中使佛教得到空前發展的同時,由于廣建寺廟,占用大批良田,浪費大量錢財,更使許多不良之徒側身僧眾,給人民帶來了極大的災難。

  但是武則天作為主宰唐代政權四、五十年的政治家,其歷史貢獻還是巨大的。盡管有酷吏猖獗,幸臣的弄權,僧尼的禍害,但整個國家機器還能大體正常運轉,社會生產不斷向前發展,武則天不失為一個治國有方的政治家。

  神龍元年(705年)正月,宰相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,擁戴唐中宗復辟,武則天交出權力,于當年十一月病死,享年82歲,死后中宗謚其號為“則天大圣皇帝”,“則天大圣皇后”。

  武則天擅長文史詩詞,其著作在《全唐文》、《全唐詩》內均有記載,今人羅元貞編有《武則天集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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