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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文學家、歷史學家元好問

  元好問(1190一1257),字裕之,號遺山,太原秀容(今山西忻州)人。祖上系出之北魏拓跋氏,興定進士,曾任國史院編修、南陽令、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等職,金亡不仕。在詩、詞、文、曲、小說和文學批評方面均有造詣,在金元際頗負重望。詩風格沉郁,多傷時感事之作,存詩1361首,多于李白,近于杜甫。其詞藝術上以蘇、辛為典范,兼有豪放、婉約諸種風格,當為金代詞壇第一人;散曲,用俗為雅,變故作新,今僅存9首。編金詩總集《中州集》(附金詞總集《中州樂府》),該集借詩存史,選錄精審,價值極高。有《遺山集》40卷。元好問是700多年前我國金朝最有成就的文學家和歷史學家,是宋金對峙時期北方文學的主要代表,又是金元之際在文學上承前啟后的橋梁。
  元好問出身于一個世代書香的官宦人家。他的祖先原為北魏皇室鮮卑族拓跋氏,后隨魏孝文帝由平城(今大同市)南遷洛陽,并在孝文帝的漢化改革中改姓元。北魏亡后,落籍汝州(今河南省臨汝縣)。五代時期以后,又由河南移家平定州(今山西省平定縣)。他的高祖元誼,在北來晚期徽宗宣和年間(1119-1225年)官忻州神武(虎)軍使。曾祖元春(一作椿)任北宋隰州(治今山西省隰縣)團練使,又從平定移家忻州,遂為忻州人。祖父元滋善,在金朝海陵王正隆二年(1157年)任柔服(今內蒙古土默特右旗托克托附近)丞。父親元德明多次科舉不中,以教授鄉學為業,平時詩酒自娛,著有《東巖集》。
  元好問生活的時代,正是金元興替之際,金朝由盛而衰被蒙古滅亡,蒙古本是金的臣屬,崛起后征伐四方而滅掉金國。在這樣的大戰亂大動蕩的社會環境里,元好問也經歷著國破家亡,流離逃難的痛苦煎熬。自35歲中博學宏詞科入選翰林院,到金哀宗完顏守緒天興二年(1233年)汴京城破被蒙古兵俘虜,是他宦海浮沉和仕途最終結束時期。這一時期,他因不滿史館的冷官生活,很快辭官回豫西登封家中閑居。后被薦舉出任鎮平、內鄉、南陽縣令,再調金中央政府任尚書省令史,移家汴京,經歷蒙古圍城、崔立叛降、汴京城破、被俘囚押的饑餓憂愁、流血流淚、生離死別等惡夢般的生活。自天興二年(1233年)四月被蒙古兵俘虜,押赴聊城羈管軟禁,到元太宗窩闊臺十年(1238年)八月49歲結束羈管生活,他作為囚徒,與家人輾轉于山東聊城、冠氏之間,并逐漸與蒙古國的漢軍首領嚴實、趙天錫等接上關系,生活逐漸好轉和自由。這期間,從他返回故鄉忻州,到元憲宗蒙哥七年(1257年)九月初四68歲時在獲鹿寓舍逝世,是他的遺民不仕和為金史編纂四處奔忙搜求有關資料時期。他痛心金國的淪亡,奸賊的誤國,并為了以詩存史,致力于寫作和金代史料的搜集,創作出大量詩、詞、小說和文學批評文章,并編輯成金代詩集《中州集》、金代詞集《中州樂府》、金代史料集《壬辰雜編》,為保存金代詩詞作品和史料,做了極為重要的工作。
  元好問的文學成就以詩歌創作最為突出。他開始寫詩時,金代詩壇模仿氣息濃厚,許多詩人無力擺脫舊的影響。他登上詩壇后,研究了從漢代到宋代的重要詩人和幾個詩歌流派的創作特點,并提出了自己的主張:應當發揚建安以來的優良傳統,崇尚清新自然、剛健慷慨的風格,從現實社會中獲取創作素材。因此,他不贊成齊梁詩壇綺麗纖靡風、西昆體空洞堆砌風和江西派模擬風。他論詩以內容為主,并重藝術和作家的品德,能從大處著眼,不偏激。對于陳子昂、李白、杜甫、李商隱、蘇軾、黃庭堅等唐宋大詩人,都有褒有貶,比較公允。元好問的這些主張,集中表現在《論詩》(絕句)三十首里。比如第七首:“慷慨歌謠絕不傳,穹廬一曲本天然。中州萬古英雄氣,也到陰山敕勒川。”這里是贊賞民間歌謠的生動氣概,希望文人作詩要從民間歌謠中吸取營養。第十七首:“眼處生心句自神,暗中摸索總非真。圖畫臨出秦川景,親到長安有幾人。”這是強調創作要有生活實踐,有真情實感,決不能閉門造車,生編硬造,簡單模仿。第二十九首:“池塘春草謝家春,萬古千秋五字新。傳語閉門陳正字,可憐無補費精神。”這里是對謝靈運“池塘生春草”淳樸自然美的稱贊和對陳師道“閉門覓句”無中生有俗的批評,認為只在字句上煞費苦心,結果總難達到清新、有味。這組詩論《絕句》,常以鮮明的形象和精辟的見解,表達元好問的創作思想,成為他文學成就的一個組成部分,也是中國文學批評史上的重要內容之一。元好問不但有進步的文藝觀,而且還有積極的人生態度。他早年就渴望著治理國家,減輕人民的負擔;可是當權者并不重用他,使他很失望。他寫了不少對官吏的態度、關心民生疾苦和揭露社會黑暗的詩,像早期的《薛侯去思口號》和《宛丘嘆》,是對貪官和清官的譴責和贊頌;而《驅豬行》、《雁門道中書所見》、《山陽夜雨》等詩,則是具體刻劃了旱澇蟲獸、田租兵役給人民帶來的苦難,流露出詩人對勞動人民深切的同情之心。
  奠定元好問在文學史上地位的,是他的“喪亂詩”。這些詩是在金朝滅亡前后寫出的,主要有《歧陽》三首,《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后即事》五首,《俳體雪香亭雜詠》十五首,《癸巳五月三日北渡》三首,《續小娘歌》十首等。這些詩篇廣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國破家亡的現實,具有詩史的意義。清代大文人趙翼在《題遺山詩》中說:“國家不幸詩家幸,賦到滄桑句便工。”的確,元好問的“喪亂詩”就藝術上的概括力和情感上的真摯性來說,是杜甫以后少有的。他不像杜甫那樣對國家的復興還抱有希望,他是既絕望而又不甘心,郁結的感情爆發為悲歌,感染力是很強烈的。比如《歧陽三首》之二:“百二關河草不橫,十年戎馬暗秦京。歧陽西望無來信,隴水東流聞哭聲。野蔓有情縈戰骨,殘陽何意照空城。從誰細向蒼蒼問,爭遣蚩尤作五兵!”這是元好問在汴京淪陷前夕寫的,描述了歧陽戰役后老百姓遇到的慘狀,控訴了蒙古侵略兵殘殺民眾的罪行。亡國的慘禍步步逼近,讓詩人感到問天無路,含冤難伸,欲哭無淚。汴京淪陷后,元好問成了階下囚,眼看著大好河山任由侵略軍蹂躪,老百姓遭受肆意欺壓,于是,他用詩記錄下了這種現實。比如《癸巳五月三日北渡》三首:“道傍僵臥滿累囚,過去旃車似水流。紅粉哭隨回鶻馬,為誰一步一回頭!”“隨營木佛賤于柴,大樂編鐘滿市排。虜掠幾何君莫問,大船渾載汴京來!”“白骨縱橫似亂麻,幾年桑梓變龍沙。只知河朔生靈盡,破屋疏煙卻數家。”在這三首詩中,詩人用白描的手法,生動地概括了蒙古兵俘虜奴隸,洗劫財物,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凄涼景象,字字句句滲透了血淚,在含蓄中蘊藏著憤怒。
  元好問還有為數不少的寫景詩,這類詩的總體風格是豪壯、清雅、不事周琢,有很多名句。比如《游黃華山》:“湍聲洶洶轉絕壑,雪氣凜凜隨陰風。懸流千丈忽當眼,芥蒂一洗平生胸。雷公怒擊散飛雹,日腳倒射垂長虹。驪珠百斛供一瀉,海藏翻倒愁龍公。”詩人以大氣磅礴、力度千鈞的筆勢,寫出了黃華山瀑布的奇觀,給人以雄壯豪放的感受。此外,元好問在晚期還寫有一些題畫詩,這類詩短小精煉,意境深遠,往往是借題發揮,耐人品味,充分地襯托了畫作的內涵。比如《秋江曉發圖》:“百轉羊腸挽不前,旃車轆轆共流年。畫圖羨殺扁舟好,萬里清江萬里天。”由詩中可以看出,畫的內容是秋江無際,扁舟曉發,但詩人只把這種畫面作為引子,而把道路艱難、世路艱難作為詠嘆的真正對象,使得畫圖的意境和內涵都展擴了許多。
  元好問留存下來的詞有三百八十多首,稱為《遺山樂府》。后代研究者有不少人偏愛他的詞,如翁方綱認為元好問的詞比陸游的詞還高秀;劉熙載稱元好問的詞是“集兩宋之大成”,兼備豪放和婉約兩種風格;近代學人郭象升在《古文學家別集類案》中評價元好問:“遺山筆力奇偉,吸納萬流,遺集四十卷,與《金史》相為表里。”應當說,這些評價雖有拔高之嫌,卻也說明元好問的詞的確是達到了一定的水平。從青年時代起他就填詞,到晚年也沒有放棄。就風格而言,以金朝滅亡為界,前期清雄豪放,后期蒼涼深郁。前期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《水調歌頭·賦三門津》:“黃河九天上,人鬼瞰重關。長風怒卷高浪,飛灑日光寒。峻以呂梁千仞,壯似錢塘八月,直下洗塵寰。萬象入橫潰,依舊一峰閑。 仰危巢,雙鵠過,杳難攀。人間此險何用,萬古秘神奸。不用燃犀下照,未必佽飛強射,有力障狂瀾。喚取騎鯨客,撾鼓過銀山。”這首詞上闋中的黃河,奔騰不息,氣勢非凡;而中流里的砥柱山,則巋然不動,力量無窮,表現了積極向上的精神。下闋轉到談史論事上,以騎鯨擊鼓、破浪直前的形象,顯示出豪放進取的意志。
  后期作品中較有代表性的是《摸魚兒·雁丘詞》:“乙丑歲赴并州,道逢捕雁者,云:‘今旦獲一雁,殺之矣。其脫網者悲鳴不能去,竟自投于地而死。’予因買得之,葬之汾水之上,累石為識,號曰雁丘。時同行者多為賦詩,予亦有《雁丘詞》。舊所作無宮商,今改定之。問人間,情是何物,直教生死相許。天南地北雙飛客,老翅幾回寒暑。歡樂趣,離別苦,是中更有癡兒女。君應有語:渺萬里層云,千山暮景,只影為誰去! 橫汾路,寂寞當年簫鼓,荒煙依舊平楚。招魂楚些何嗟及,山鬼自啼風雨。天也妒,未信與,鶯兒燕子俱黃土。千秋萬古,為留待騷人,狂歌痛飲,來訪雁丘處。”從這首詞的小序可以看出,本詞是元好問青年時期寫的,但到了老年后才改定。這一改,不光形式上更規范,內涵也有了變化,表達出了他后期的思想傾向。整首詞底蘊厚實,情真意切,將歷史與現實,人與自然,歡樂與痛苦,融匯為一體,寫得蕩氣回腸,感人至深,是一首為世人傳誦的佳作。

 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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